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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粤港澳湾区先进制造业合计1.5万亿元

发布:admin06-05分类: 国内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有五个: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四是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五是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3月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后,目前正在抓紧粤港澳大湾区“1+N”的政策体系设计,其中科技创新有多项重大举措。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释放了哪些信号?对比国外三大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路在何方?美国拥有11大巨型区,旧金山湾区所在的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何以脱颖而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科创中心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又将为我们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湾区(bay area)在国外一般特指旧金山湾区。1997年吴家玮教授提出“香港湾区”,湾区才在国内演变为一个特定区域的通称,指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陈德宁等,2010)。

  湾区研究文献中,与旧金山湾区并列的东京湾区、纽约湾区,都属于都市圈或大都市区。1949年美国协调委员会将标准大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Areas)界定为一个较大的人口中心及与其具有高度社会经济联系的邻接地区的组合,常常以郡作为基本单位(顾朝林,2011)。巨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以全球城市为中心,有多个物质形态相互分离但功能相互联系的城市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形成的城市化区域(Hall,2008)。中心城市为全球城市的大都市区就是巨型城市区。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客观反映,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顾朝林,2011)。与巨型城市区不同,城市群中各城市之间不是主副关系,比较独立但联系比较紧密,共同形成一个经济发达的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均属于城市群。巨型区(megaregion)则是多个大都市区通过客货运输、经济联系、自然资源共享和社会历史共性联结而成的网络系统(美国区域规划协会,2005)。旧金山湾区所在的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群就是巨型区。

  湾区可以分为小湾区和大湾区。小湾区是标准意义上的湾区,即仅包括滨海地带,如旧金山湾区、东京都、纽约-怀特普林-韦恩都市核心区、环珠江口湾区等。大湾区包括滨海地带及其腹地,如东京都市圈、纽约大都市圈、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粤港澳大湾区等。

  基层政府主导的产业集聚型空间发展模式以村镇建城区为代表,建城区内人居环境较差,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单位产出较低。虽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使得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且对整体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压力。为了提高空间使用效率,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纲要(2004~2020)》即正式提出湾区发展计划,进一步深化、拓展与港澳之间的合作,旨在将该地区打造成国际级生产性服务中心和环境优美的新兴发展区。

  世界贸易格局经历环大西洋贸易阶段、环太平洋贸易阶段后,即将进入环印度洋贸易阶段。15世纪到20世纪初,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欧美国家的发展,促进了环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催生了纽约湾区。20世纪中到21世纪,新科技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了环太平洋贸易的兴起,催生了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不久的将来,以中国、东盟、印度和南亚的环印度洋贸易即将兴起。粤港澳大湾区位于环太平洋贸易圈和环印度洋贸易圈,坐享地利之便,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也有利于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的战略构想(李晓莉,2017)。

  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且是内地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拥有高度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不断强化,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显。三者优势互补,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后劲十足。

  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湾区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是世界一流城市的显著特征。根据《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港口海湾及其直接腹地,世界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线公里的海岸带地区。湾区经济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中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提供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生产要素难以高效便捷流动。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协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缺乏统筹协调,尚需制度创新取得突破。

  针对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和广东省自2003年开始,先后出台多个文件,促进港澳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合作。2008年,发改委将珠三角9市与港澳的紧密合作纳入《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2009年,《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研究》提出了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5市所辖17个区和港澳全境的“粤港澳湾区”概念,也就是小湾区。2015年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2017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被纳入顶层设计。直至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开始正式实施。

  《纲要》提出六大基本原则五大战略定位。基本原则第一条即为创新驱动,改革引领。战略定位第二点即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目标为,到2022年,大湾区协同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创新要素加快集聚,新兴技术原创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具体措施有: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深化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纲要》基本原则第二条为协调发展,统筹兼顾。战略定位第一点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目标为,到2022年,大湾区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基本确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迅速增长,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到2035年,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引领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

  在空间布局上,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的大湾区发展格局。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引领作用,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布局,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具体措施有: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优化制造业布局。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等高端要素集聚平台作用,联合打造一批产业链条完善、辐射带动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纲要》基本原则第四条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第六条为“一国两制”,依法办事。战略定位第三点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第四条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发展目标为,到2022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各类资源要素流动更加便捷高效,文化交流活动更加活跃。到2035年,大湾区内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各类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

  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香港、澳门的开放平台与示范作用,支持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市场综合监管,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投资便利化,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人员货物往来便利化。携手扩大对外开放,支持粤港澳加强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携手开拓国际市场。

  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优化提升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功能,打造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推进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发展特色合作平台,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纲要》基本原则第三条为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第五条为共享发展,改善民生。战略定位第五点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发展目标为,到2022年,绿色智慧节能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初步确立,居民生活更加便利、更加幸福。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打造生态防护屏障,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推动教育合作发展,建设人才高地。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共建人文湾区。构筑休闲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完善区域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公共就业综合服务平台,扩宽港澳居民就业创业空间。 密切医疗卫生合作,加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塑造健康湾区。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珠三角九市组成,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东京大湾区由东京都及周边的崎玉、千叶、神奈川、茨城、枥木、群马及山梨等一都七县共8个平行的一级行政区组成,总面积3.69万平方公里。纽约大湾区包括了以纽约市为中心,横跨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康涅迪克州的37个郡,总面积3.45万平方公里。旧金山湾区由旧金山市、马林郡、索诺玛郡、纳帕郡、索拉诺郡、康特拉科斯塔郡、阿拉米达郡、圣克拉拉郡、圣马特奥郡由9个郡市组成,总面积1.8万平方公里。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则包括旧金山湾区及其腹地,共4个区域合计21个郡市,总面积6.25万平方公里。

  赵作权(2013)利用基于平均距离的空间网络聚类方法和城市消费市场数据,发现珠三角9个城市可能发展成为中国未来的巨型区之一。旧金山湾区、东京大湾区、纽约大湾区都属于巨型城市区。粤港澳大湾区与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类似,拥有多个中心城市。因而,空间结构上来看,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口聚集在大都市区,住房、土地、就业、交通和物流等挑战跨越了行政边界,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市、郡、都市区联系起来。从1950年到2000年间,美国人口从城市回流到郊区,在城郊形成了新的城镇,并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形成来了巨型区,使得政策制定者开始将巨型区视为国家最大的经济单元。

  截至2014年,美国11个巨型区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73.32%,GDP占美国GDP的75.14%。其中,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脱颖而出,人均GDP高达72582美元,位居首位。2010~2014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28%,与德州三角巨型区、墨西哥湾巨型区一起位列三大年均增速超5%的区域。然而,德州三角巨型区和墨西哥湾巨型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可借鉴性较差。

  三大世界级湾区中,纽约是美国传统的经济中心,核心产业是金融,文化艺术产业也较发达。2018年世界500强中分别有14家金融企业和4家TMT企业总部位居纽约。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代表产业是金融和高端制造,造船、钢铁、汽车、精密仪器等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2018年世界500强中分别有7家金融企业、4家汽车与零部件企业、10家TMT企业总部位于东京。旧金山湾区则不是美国传统上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而是以科技为主,依托信息产业带动金融、旅游和其他服务业发展壮大,并最终发展为三大湾区中人均GDP最高的世界级城市群。2018年世界500强中有苹果、Alphabet、Facebook等7家TMT企业总部位于旧金山湾区。

  总部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世界500强金融企业数高达10家,且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因而京津冀城市群的地位与东京大湾区相仿,长三角城市群地位与纽约大湾区相当。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华为、腾讯等高科技企业,产业基础与旧金山湾区类似。而且,粤港澳大湾区要想与京津冀、长三角错位竞争,也唯有依靠科技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要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数量远高于其他湾区,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也高于旧金山湾区,拥有发展创新型经济的良好基础。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定位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应当借鉴旧金山湾区的发展经验。

  在美国11大巨型区中,滨海的巨型区有6个: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卡斯凯迪亚巨型区、墨西哥湾巨型区、东北部巨型区和佛罗里达巨型区。相对于这几个区域,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并无明显区位优势。

  一流大学是创新系统的核心,也是建设创新型经济的必要条件。区域内有斯坦福大学(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7)、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100)等世界百强名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等美国名校。一流大学云集一方面为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的企业提供了众多高技术人才,一方面通过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带动巨型区的经济发展。

  据统计,2014年25岁以上人口中,旧金山湾区研究生占比17%,萨克拉门托地区研究生占比11%,北圣荷昆谷研究生占比6%,蒙特雷湾区研究生占比11%。而同期美国研究生占比11%,本科及以上人员也仅占29.3%。

  虽然北圣荷昆谷的本科与研究生占比低于美国平均水平,但是在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人口和就业主要集中在旧金山湾区。旧金山湾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使得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的优质人才数要高于美国平均水平。与纽约、西雅图、洛杉矶、休斯顿等大都市区相比,旧金山湾区的人力资源也更加丰富,仅略逊于波士顿。

  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实现商业价值却相对较慢,企业投入意愿相对较低,需要大学等科研机构投入。2014年,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内8所学校合计投入了超37亿美金用于研发,占美国高校研发支出的5.5%。其中,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分别投入10.84亿美元和9.59亿美元,在全美大学中排名前10。

  位于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内的旧金山湾区是美国创业风险投资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创业风险投资中心。湾区不断涌现的创业企业吸引了大量风投基金落户。2018年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获得459.2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其中,旧金山湾区获得455.65亿美元,约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45.9%。众多创业成功人士又成为风险投资人,扶持其他创业企业成长,让湾区涌现出更多的企业。与此同时,创业企业的集聚还催生了孵化器、加速器等创业服务机构,共同构建了一个完备的风险投资系统。

  契合市场机制的创新创业文化是一个地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竞争力。1970年代,由于靠近东海岸工业中心,波士顿的创业活动和风险投资都遥遥领先于旧金山湾区。后来,硅谷却远远超越了128号公路。美国东北部巨型区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大学,波士顿却在科技竞争中却不及旧金山湾区,正是因为其相对缺乏契合市场机制的创新创业文化。

  (1)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高度一体化的教育科研机制。如斯坦福大学的课堂向当地公司开放,通过兼职学习的形式提升员工科研水平;与当地企业联合研究工业界所需的项目等。

  (2)鼓励冒险,宽容失败。高科技的重要特点是不确定因素大、风险大,冒险精神相对不足使得波士顿地区128公路初创公司的数目远不如旧金山湾区硅谷多,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也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辍学创业者。

  (3)开放、平等、包容的竞争合作文化。企业采取分权式的、扁平的组织结构,与同业公会、大学的边界模糊,鼓励与竞争者成为联盟或合作伙伴,或者通过非正式交流与合作协作创新。平等的社会关系也促进了信息交换和知识共享。包容文化则允许劳动力在区内公司间频繁流动性,鼓励年轻员工辞职创业,加速技术和产品创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高生产力部门有助于提高人均产出,促进经济发展。2007~2017年间,旧金山湾区的新增职位主要集中于医疗、专业服务、住宿餐饮和信息技术等部门。其中,除了住宿餐饮的人均GDP有所下降,其他部门的人均GDP均获得了正增长。尤其是信息产业的人均GDP年均增长4.6%,引领了湾区的经济增长,并带动了整个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发展。

  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产业主要集中于旧金山湾区,集聚效应也带动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蒙特雷湾区等地区与旧金山湾区产业互补发挥的协同效应,也促进了旧金山湾区与整个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的发展。旧金山湾区和萨克拉门托地区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占比较高,而北圣荷昆谷和蒙特雷湾区的制造业占比较高。蒙特雷湾区相对更依赖住宿餐饮业,北圣荷昆谷相对更依赖物流业。

  2003年以来,旧金山湾区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快速增长,但住房供应却相对不足。2013~2017年,旧金山湾区获得批准的新建私人住宅仅为24.78万套,而同期人口增长了79.40万人,每千人对应的获批新建私人住宅仅为312套,低于波士顿、西雅图、纽约等地区。供不应求导致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2017年,旧金山、萨克拉门托、圣克拉拉、阿拉米达、普莱瑟和圣华金等郡的房价中位数分别较2014年上涨了33%、24%、31%、32%、20%和35%。

  房价上涨使得家庭生活负担增加,虽然人均收入位居美国首位,但2016年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的居民分别有39.0%和37.4%的家庭收入用于住房开支,仅次于洛杉矶和纽约。生活负担加重也使得当地美国居民开始外迁。用工成本增加也使得雪佛龙、麦克森等世界500强企业将总部迁出或计划迁出北加利福尼亚。

  高房价会吸引企业将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降低研发支出,不利于创新。企业创立初期一般营业收入不高,对成本较为敏感,高房价导致的高人工成本不利于创业企业的运营。王文春和荣昭(2014)发现房价上涨越快,当地企业的创新倾向越弱。吴晓瑜等(2014)发现房价收入比越高,创业可能性越低,而房屋所有权也会显著降低创业的概率。虽然人才的聚集效应对效率的提升暂时弥补了成本上升了影响,但随着房价进一步上升,湾区的创新创业或将受到影响,并进而影响北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创新与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内的日均通勤人数由1990年的10.76万人增至2013年的19.2万人,其中68.7%是为了去旧金山湾区工作。但是,巨型区内的交通设施发展滞后,公共交通系统仅能满足部分人的需求,使得旧金山成为美国第三拥堵的地区。2017年,旧金山地区因为交通拥堵人均延误70小时,较2013年增加了41%,使得在旧金山工作的员工平均通行时间居美国首位。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但区域发展不平衡。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为14.68万元,是同期中国人均GDP的2.48倍。其中,澳门、香港人均GDP达中国平均水平的8.88、5.26倍;深圳、珠海、广州、佛山、中山的人均GDP分别为中国平均水平的3.09、2.62、2.54、2.10、1.79倍。而江门和肇庆的人均GDP却略低于中国平均水平。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产业结构由于中国整体水平,但各地区差异较大。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为66.55%,高于中国整体的51.89%。其中,香港和澳门第三产业占比更是分别高达94.9%和92.4%。而中山、肇庆、江门、惠州、佛山等地第三产业占比均低于50%。且仅中山、惠州、佛山的第二产业占比高于中国整体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经济互补性强,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香港、澳门服务业高度发达。

  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专业镇及产业集群区域在珠三角崛起,涵盖产业涉及从陶瓷、纺织、家具、家用电器等轻纺工业到汽车配件、石化生产、钢铁制造等重化工业。在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及广州为主体,已形成了全国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在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在广州,还形成了汽车、电子、石化、产品、先进装备、金融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而香港具有金融、教育和科研资源,澳门具有优质服务业资源。一旦有效整合,可以促成11个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2017年粤港澳湾区先进制造业合计1.5万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合计9053亿元,分别占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生产总值的14.78%与8.86%,且主要集中于深圳市。(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高技术制造业包括信息化学品制造、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包括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先进轻纺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粤港澳湾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但集中度相对较低。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镇化率为87.0%,同期中国城镇化率仅为58.5%。其中,香港、澳门、深圳、佛山的城镇化率均较高于90%。但是,惠州、江门、肇庆的城镇化率分别仅为69.6%、65.8%和46.8%,还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粤港澳湾区的城镇集中度相对较低。2017年底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四个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占湾区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0.8%、18.0%、10.7%和0.9%。其中,广州的人口密度仅为1950人/平方公里,远低于澳门、香港、深圳的水平,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

  粤港澳湾区高校众多,但教育资源相对不足。2017年底,粤港澳大湾区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75所,人均高校数为252所/万人。其中广州82所,人均566所/万人;香港20所,人均270所/万人;深圳12所,人均96所/万人;澳门10所,人均1531所/万人。根据2018/2019年度QS全球大学排行榜,粤港澳大湾区内世界排名前50高校占3所,世界500强中占据8席。虽然一流大学数量上已经与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相当,但由于人口众多,教育资源相对不足,更缺少类似斯坦福大学这种排名世界前10的顶级名校,质量上仍有所欠缺。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物流基础设施最发达的湾区。大湾区内有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珠海等5个亿吨大港,其中4个为国际港口,2017年集装箱吞吐量总计7023万TEU;有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五个国际机场,2017年机场旅客吞吐量2.01亿人次。随着港珠澳大桥、虎门二桥和深中通道的建成通车,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按照规划推进,将更进一步促进建成大湾区立体交通体系。大湾区主要城市间有望实现1小时通达。

  另一方面,粤港澳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仍存在一定短板。珠三角城际轨道网布局与城市群空间结构不匹配,跨珠江通道体系短板明显。根据现有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方案,深圳仅有穗莞深城际、深惠城际、深珠城际、中虎龙城际与周边城市连通,无法满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带来的通勤需求。珠江东西两岸的交通联系仅有公路通道虎门大桥、港珠澳大桥和铁路通道广深港高铁,即使加上在建的深中通道、虎门二桥以及规划的深茂铁路、中虎龙城际、深珠城际等轨道设施,东西两岸交通联系通道的平均间距仍达14公里左右,与纽约湾区等世界级湾区的差距仍较大。市内公共交通方面,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的公交运营线路长度相对于客运量明显不足。广州、深圳的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虽长于香港,但相对于常住人口,仍明显不足,有待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沿海开放前沿,以泛珠三角区域为广阔发展腹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交通条件便利,拥有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和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广州、深圳等重要港口,以及香港、广州、深圳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空枢纽,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总额达20206亿美元,占中国(含港澳)进出口总额的39.1%。其中,出口额10877亿美元,占中国(含港澳)出口总额的39.4%。随着便捷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速形成,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更加快速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珠三角9个城市中又存在深圳蛇口、广州南沙、珠海横琴3个自贸区及深圳经济特区,拥有“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多元格局的制度优势。与中国大陆相比,港澳地区税种少,税率低,税负轻。目前,香港主体税种有12个,其中3种直接税、9种间接税;作为香港最主要税种的利得税和薪俸税,其基本税率分别为16.5%和15%,利得税最低档优惠税率仅为8.25%。澳门的主体税种有14个,8种直接税,6种间接税,税率和税负都较低。中国大陆共计19个税种,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税率高,税负重(郭滨辉等,2018)。

  根据《福布斯》(Forbes)发布2019年《最适合经商的国家和地区》排行榜,凭借全世界最少的税收负担和高度的货币自由,香港排在全球第3位,而中国大陆仅列96位。据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深圳、广州分列大陆第1、第3位。香港和澳门的制度受法律保障,粤港澳湾区的建设,更可能是珠三角9市向香港靠拢,从而建立起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市场综合监管,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

  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可以创造更大的制度优势。

  全球知名的财经杂志《美国商业周刊》曾赞誉粤港澳湾区的深圳是中国最具硅谷气质的城市。与19世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类似,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的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大批具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人才涌入粤港澳湾区。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孕育了海纳百川、开放兼容的竞争合作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业创新精神让深圳的创业者层出不穷。在缺乏垄断性资源的背景下,深圳企业唯有依靠创新赢得市场。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独角兽白皮书(2018)》,目前粤港澳地区35家独角兽企业(包括超级独角兽和独角兽)估值总和为1063亿美元。而从区域分布来看,粤港澳地区独角兽企业主要聚焦在深圳和广州,其中深圳22家,广州7家,分别占粤港澳大湾区独角兽企业总数量的62.9%和20.0%。

  随着经济的发展,深圳的创新创业文化也逐渐扩散到珠三角其他城市,并带动该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米运生和易秋霖(2008)发现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高到低依次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创业创新文化也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面临放缓压力。世界银行和IMF均下调了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美贸易谈判虽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将推迟对超过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提高关税,但仍存一定风险。

  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大湾区经济运行仍存在产能过剩、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匹配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有待增强。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仍然以行政区划作为基本载体,地区间的贸易投资与要素流动受到各种隐性壁垒的阻碍,不利于湾区经济的融合发展。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地区协调难度大,该区域数十条“断头路”就是明证。再加上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种货币”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在推进一体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政策协调难度相对较大。对于香港而言,在高度自治环境下政策推进存在压力。部分香港同胞可能担忧香港自治权受到削弱,或大量人流涌入对现有经济生活环境造成压力。珠三角各市的行政地域壁垒涉及财政体制和地方利益,也存在一定协调推进难度。因此,2019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特地提出,要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促进规则衔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便利化。

  粤港澳大湾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互补协同效应有待提升。例如,深圳、广州、东莞、惠州、江门、珠海等6个城市均将电子信息业列为支柱产业。产业同质性导致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和资源争夺,未能形成互补经济、规模效应,影响了整个片区的竞争力。

  高房价不利于人才聚集与创新。长期以来,深圳凭借其繁荣的经济、良好的环境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批企业和个人来到深圳。人才的流入一方面促进了深圳的繁荣,一方面也让深圳住房供不应求。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深圳房价快速上涨,从2000年到2018年累计上涨十多倍。居高不下的房价不仅让企业的运作成本大为增加,还让企业招聘、挽留人才变得更加困难。相对于深圳,佛山、惠州、广州、东莞等城市的房价负担小很多。与旧金山湾区类似,虽然人才的聚集效应对效率的提升暂时弥补了成本上升了影响,但随着房价进一步上升,人口外流、企业外迁或将进一步恶化,深圳的创新创业或将受到影响,也不利于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基础。参照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的发展,随着人口的持续流入,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将不断提升。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将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建设世界级机场群,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优化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成智慧城市群,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建设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强化能源储运体系。强化水资源安全保障,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完善水利防灾减灾体系。利好港口、机场、轨道交通、公路、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板块。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随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和人才聚集,粤港澳湾区创新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有望获得快速发展。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将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聚焦服务业重点领域和发展短板,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商务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发展,以航运物流、旅游服务、文化创意、人力资源服务、会议展览及其他专业服务等为重点,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金融、物流、会展、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有望受益于产业升级。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共建人文湾区,构筑休闲湾区,塑造健康湾区,促进健康服务、家庭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教育、文化、旅游、健康等现代生活性服务业有望受益于人口聚集

  参照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的发展经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大湾区的房价有望快速上涨。其中,广州人均GDP仅略低于深圳,且教育资源相对丰富,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广佛同城化建设,将促进佛山与广州房价均等化,佛山房价将因此受益,或将有不错的房地产投资机会。

  详见报告《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带来的五大投资机会—粤港澳大湾区专题报告 》-20190307

  [4]郭滨辉,成慕杰,刘瑞华,田淑华,彭文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中税收协调的必要性及政策建议[J].商业会计,2018(20):11-14.

  [5]李晓莉,申明浩.新一轮对外开放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和建设路径探讨[J].国际经贸探索,2017,33(09):4-13.

  [6]罗良忠,史占中.硅谷与128公路——美国高科技园区发展模式借鉴与启示[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06):49-54.

  [7]米运生,易秋霖.全球化、全要素生产率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的面板数据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05):17-22.

  [8]世界银行.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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